6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的邀請參加了基金組織舉辦的中央銀行政策研討，并與拉加德就中國經濟改革、匯率改革、人民幣國際使用及影子銀行等熱點問題進行了政策對話。
匯率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要素下一步將更加靈活
拉加德表示，近年來中國的貨幣政策框架不斷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與中國人民銀行持續進行合作。中國已實現了多項重大改革，如實施了存款保險機制、利率自由化，利率走廊和匯率改革取得進展，并澄清了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而非僅美元）之間的關系。“除這些變革外，請問您下一步還有何打算？特別是在匯率方面，您預計今后會有什么變化？”拉加德問道。
周小川表示，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改革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政策的關鍵要素。
“很多人研究了亞洲經濟體之間的相似性。一些小型經濟體，包括一些東盟國家，實施了出口導向的轉型戰略。后來，中國也采用了所謂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周小川指出，盡管這些經濟體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中一些經濟體曾在戰后實行指令經濟，中國則實行中央計劃經濟，但這些經濟的轉型都依賴于定價機制的轉變。周小川強調，在糾正價格扭曲的過程中，通常都要改革匯率制度，并實施稅收改革，例如將舊的稅收體系轉變為增值稅體系，以將國際價格引入國內價格體系。通過出口參與國際競爭，并通過進口來改變國內價格體系的扭曲。周小川認為，這正是匯率政策在中國中早期經濟改革中發揮的作用。
周小川表示，但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經濟，下一階段應當認真研究世界各國而不僅限于亞洲經濟體的經驗。中國將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貿易和投資，使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兌換更加便利，為中國和外國公民經商、旅游提供更多方便。
周小川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的決定表示感謝。他指出，所有這些努力都表明，中國匯率制度的變化是服務于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并應符合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
“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并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周小川認為，這也符合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更加密切聯系的需要。
央行將引導企業和居民了解和應對匯率波動
“面對市場波動，你認為銀行、企業、個人會預期到這些變化嗎？銀行會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也許不只是消費者保護，也包括消費者教育？”拉加德問道。
周小川指出，這與中國轉型的歷史有關。“大家可能以為中國的企業、居民只熟悉固定匯率和資本流動高度管制的情況，但其實并非如此。”周小川介紹，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初期，第一項重大措施就是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1.9貶值至2.8。此后，官方和市場匯率還有數次變化。20世紀90年代人民幣匯率的主要特點是所謂的雙軌制。官方匯率用于對國有企業進行支持，其他市場參與者則適用市場匯率。市場匯率對美元波動較為劇烈，從5開始貶值，1993年貶至9，后來貶至11。周小川表示，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知道如何應對匯率波動。此后適用官方匯率的比例不斷降低，下降至20%以下。1994年，中國決定匯率并軌形成單一匯率體制。此后，匯率也是波動的，“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們都經歷了人民幣的匯率波動”。
自2003年后的十年內，匯率相對穩定，并呈單向升值。“因此年輕一代人可能只經歷過匯率的單向變動，對匯率波動準備不足。但國際形勢是不斷變化的，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就像我們昨天看到的（英國公投）那樣。因此，人們會更好地了解匯率波動。從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人的經歷來看，這不會很困難。”周小川說。
就央行而言，周小川表示，央行試圖對公眾進行教育，讓其了解市場形勢，努力減少過多管制，引入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外匯掉期、衍生品，希望企業和居民在這個環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
長期內人民幣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使用
拉加德表示，在推動人民幣納入SDR方面，中國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很好的合作，同時中國央行支持更加廣泛地使用SDR，因此也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能否介紹一下您在推動SDR使用方面的思路，比如SDR債券等。”拉加德問道。
周小川表示愿意看到SDR更廣泛的使用，人民銀行也開始用SDR作為一些報表的報告貨幣。關于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周小川指出，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試圖幫助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另一方面，將其視為促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方式，就像早期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發揮的“發動機”作用一樣。
“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如果美元匯率穩定、流動性充裕，沒有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這時人們愿意選擇美元。否則，人們也希望看到貨幣的多元化，以更好地管理風險，我們樂意看到這樣漸進的發展過程。”周小川說。
在擴大人民幣使用方面，中國央行已經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周小川指出，還可以在人民幣可兌換方面做更多工作，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市場和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等。周小川表示，中國央行特別關注人民幣還不能自由使用的領域，確保人民幣達到可自由使用的標準，并知道人民幣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雖然交易規模正在逐漸上升，但這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會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螺旋式上升。
“當然，長期內人民幣還是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地使用。”周小川表示，中國央行還強調宏觀經濟穩定和低通脹的重要性。如果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低通脹，市場參與者自然會選擇更多使用人民幣。
需促進銀團貸款發展以約束銀行促進企業降杠桿
拉加德問道，中國經濟整體負債程度過高，需要削減過剩產能，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許多機構也都提出了建議。對于企業債務，中國正在采取什么應對行動？是否會向僵尸企業“開刀”？將采取什么措施解決不良貸款問題？
“危機后中國實施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這可能導致了企業部門杠桿程度上升，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但是，中國經濟也因此得以從雷曼兄弟事件中迅速恢復。有得必有失。”周小川坦言。
周小川表示，從全球看，總需求依然不足。中國已經應用了需求側政策，現在有一些問題需要應用供給側政策來解決，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他強調，需解決三方面問題，一是產能過剩；二是企業部門杠桿率過高，要注意不是整體經濟而只是企業部門；三是房地產市場庫存量過大。
周小川指出，為研究這一問題，首先需要進行國際比較。中國企業部門的總體杠桿程度很高，但中國的儲蓄率也很高。居民將錢存在銀行里，而資本市場尚不完善，所以大量資金通過銀行發放貸款和購買企業債券。因此，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杠桿程度較高有其合理性。“但杠桿程度過快上升很危險。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就認真分析，哪些行業、哪些所有制的企業、哪些治理結構的企業具有過高的杠桿率。”周小川說。
周小川表示，在明確問題之后，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機構就可以運用適當的政策影響借貸行為，解決企業負債過高問題。
“有時也存在競爭問題。一些企業可能有地方政府背景，如果一家銀行沒有貸給它，它可以找其他銀行。”周小川表示。
對此，拉加德問道，是否已有工具來應對？例如，限制一些銀行，而對其他向杠桿率正常企業貸款的銀行提供支持。
“這是一個新的挑戰，央行需要與監管者、商業銀行共同合作、形成共識，促進銀團貸款發展，讓銀團貸款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約束銀行，促其降杠桿。”周小川指出，另外，企業方面，需要考慮為什么這些企業在股本不足的情況下可以舉借這么多債務。補充資本和完善公司治理是企業部門改革的一個重點。投資者方面，金融危機后，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可能存在錯誤認識，即只要是國有企業的債券就是安全的，因為很少發生國有企業違約。因此投資者教育非常重要。周小川表示，如果能在這三個方面開展工作，資源分配將逐步改善，更多資源會流向私人部門、高科技企業和服務業，而這需要一個過程。
“稅改是否能在鼓勵企業進行股權融資（而非債務融資）中起到作用？許多發達經濟體實際都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拉加德問道。
周小川表示，近期中國推出了營改增改革，這將對服務業更加有益。“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交易稅。一方面，人們需要分散風險，因而要進行證券化，出售部分資產，推出債轉股等。這些都與不同類別的交易稅及其他稅種相關。因此，應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性的評估，包括稅種設置等。另一個問題是國際比較，看其他國家是否有類似稅種，看稅率是否過高或過低，之后判定其是否有益。”周小川說。
影子銀行發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存在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
周小川曾表示，需要有影子銀行，因為不論金融部門開放有何種重大進展，影子銀行都是銀行業的重要補充。“我也知道您在仔細觀察這一問題。您也不想讓它們過于脫離管制。您是否有信心做到這一點？”拉加德問道。
周小川指出，影子銀行會造成嚴重問題，美國就是一個例子，應對影子銀行保持高度關注。但從中國影子銀行的現象及其結構看，周小川認為中美的影子銀行并不相同。
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將影子銀行分為兩類，包括影子銀行機構（如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和影子銀行活動。其中，影子銀行活動是指傳統的商業銀行采取的旨在規避傳統監管的有關活動。周小川指出，中國影子銀行主要是影子銀行活動這一類，其總規模目前并不大。影子銀行活動的總資產規模只有傳統銀行資產的20%，占銀行總貸款的30%，因為銀行資產比銀行貸款規模要大得多。
“但近期影子銀行的發展十分迅速，原因之一是存在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周小川指出，影子銀行發展迅速會占據較大市場份額并獲得較高利潤，而傳統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等）則會紛紛效仿。中國已決定開展新一輪監管體制改革來覆蓋這些監管真空領域以解決上述問題。
周小川指出，另一個挑戰是危機后國際社會對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不斷提高，對“大而不能倒”機構的資本要求尤其高，近期還提出了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方面的有關要求。
“中國有四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一家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但還有多家銀行、保險公司的規模和開展國際業務的程度接近這幾家。當我們要求增加這些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時，它們會試圖進行一些資本要求較低的業務，或者不受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業務。”周小川強調，因此需要保持監管的平衡。
周小川還提及，互聯網公司迅速發展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互聯網公司在支付、銀行業服務和眾籌等領域不斷滲透，并創造了新的金融工具。“我們從感情上是支持高科技發展的，人們也不希望這些互聯網公司受到太多限制，但這些公司確實在從事一些影子銀行活動。”周小川說。
對此，拉加德問道，是否希望加強對阿里巴巴的監管？周小川表示，阿里巴巴的情況已經有所變化。監管部門向其頒發了銀行牌照，人民銀行也向其頒發了支付牌照。
“但是根據FSB對影子銀行的定義，它們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杠桿程度過高，資本要求也不同于傳統銀行。”周小川表示，將研究這些問題并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周小川表示鼓勵互聯網公司發展，但在當前的情況下，互聯網公司開展金融業務仍需要遵守現有規則。
